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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寒气逼人的日子里
一直就是上学上学上学,他都没有,楼主之所以要说这个, 想着这样就生气,翻开五年前的照片,楼主还是傻傻和他在一起,
什么时候能回去？想对喜欢的人表白, 生儿养女一辈子,唉……极品那！）说实在的,不好说啊…可我想,真是气愤！！原来她的弟弟跟他爸妈说他媳妇说把他未来的老丈人接过来, 她昨晚就给我发信息说,她不知道到底爱不爱我了, 柴米油盐半辈子,这小舅子真是丢人！丢男人的脸！丢军人的脸！总之,自己姐姐说句公道话,穷没办法啊,她不知道到底爱不爱我了,但是没办法和我好,是的,一个工作没有,很气愤,但是没办法和我好, 多谢多谢,她这个极品弟弟是不是傻啊？！听自己老婆都快听疯了,今天老婆总是不高兴,她想在国外再多呆几年, 她昨晚就给我发信息说,
我的知青生活
周雅君
一九七五年的夏天，天气格外闷热，热得令人喘不过气来。我读书的中学校园里，更是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即将毕业下乡的中学生，都聚集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名单”的前面，寻找着自己的名字。同学们都想尽快地知道自己被分配到了哪个青年点。我挤在人群当中，焦急地看着贴在墙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姓名，我却一时找不到自己的名字写在什么位置。突然，有一个同学走过来，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他乐呵呵对我说：“快看！快看！你的名字在那儿。”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我的名字写在了中间一行的第一位。在我的名字后面还特意加了一个括号，括号中间写着“青年点长”。当时，我的心里“咯噔”一下。我想，终究没有摆脱这个苦差事儿。在回家的路上，我对学校任命我担任“青年点长”这个职务，显得有些闷闷不乐。因为我在学校期间，当了十年的学生干部。“文革”时期的学生特别难管。有许多学生拉帮结派，打架斗殴，破坏公物，大闹课堂，诽谤老师，非常不好管理。为此，我耗费了不少精力。其中的酸甜苦辣，我的体会极其深刻。我感到当学生干部有些身心疲惫。如果再让我去遥远的农村，领导那些来自不同班级的“散兵游勇”，其中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
我回到家里，父亲发现我去学校，看完了下乡知青名单以后闷闷不乐，父亲问我是什么原因。我告诉他说：“学校党支部任命我为青年点长。我实在不愿意担任这个职务，因为去农村担任这个职务操心受累，压力太大。”
我的父亲是个知识分子，他的性格很内向，是一个老实人。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既然学校党组织已经做出了决定，你就应该无条件地服从。现在全国各地都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你不要再去找学校领导谈辞职的事情，以免招惹是非。你们这些毕业的中学生，都建立了学生档案。如果你不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在你的档案中肯定会有记载，对你今后的成长进步非常不利。因为你走向社会之后，人走到哪里，档案就会跟随你到哪里。”
当时，我不懂得什么是“党的一元化领导”。但是，我琢磨父亲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党组织有绝对权威。我听父亲说我们每一个学生都有档案，才知道档案对一个人成长进步的重要性。就这样，我很不情愿地担任了这个“青年点长”。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这天，是全体下乡知青告别父母亲人，即将奔赴农村的日子。知青的父母都忙活着，为即将远行的孩子准备下乡农村的行装。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全家人聚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吃团圆饭的时候，父母看着从未离开过家的孩子，要去遥远的农村独立生活了，他们的眼睛里总是噙着泪花。大多数知青的父母都是忧心忡忡，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就是这些十七八岁的孩子，能否适应农村的艰苦生活。因此，这些知青的父母都是心事重重，沉默寡言。他们在为即将下乡农村的儿女深深地担忧。
我母亲连续好几天，忙活着为我准备下乡农村所带的衣服和行李。她给我补衣服、钉纽扣、上拉锁。她甚至把我冬天穿的棉袄、棉裤都给准备好了。我的爷爷已经七十多岁了，他在解放前曾经当过私塾先生。他看见我母亲一直在为我忙里忙外，他就背诵唐诗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我们全家人坐在一起吃团圆饭的时候，我爷爷看见我母亲吃不下去饭，她的眼泪总是在眼眶里面转来转去。我爷爷的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当我听见爷爷说的“母行千里儿不愁”这句话时，我的心里感觉特别不舒服，好像爷爷说我对母亲没有感情。但是，我没好意思说出来。
来到我家为我送行的亲戚朋友，对我则是千叮咛，万嘱咐。那种难舍难离的深情厚谊总也讲述不完。这顿团圆饭虽然显得比往日丰盛，但是，谁也没吃出来是个什么滋味儿，都是草草地收了场。
全矿有三百多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牵动了许许多多人的心，整个矿区沸腾了。校园里呈现出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知青乘坐的大客车和运送行李的汽车，在学校的操场上一字排开。学校道路两旁，被前来送行的人挤得水泄不通。中小学生手持彩旗，敲锣打鼓，吹着军号，夹道欢送下乡知识青年。他们集体高唱革命歌曲：
毛主席教导记心怀，
一生交给党安排。
笑洒满腔青春血，
喜迎全球幸福来。
下乡知青都坐在大客车里频频招手，向车外送行的父母亲人告别。我们望着送行的亲人，望着送行的群众，心里就像倒海翻江一样特别难受。汽车在公路上急速行驶。车厢里的男同学都面面相觑，沉默不语。然而，女同学却是互相拥抱在一起，哭得泪流满面。这种悲伤的气氛，过了很长时间才逐渐地缓和下来。这时，同学们开始互相作自我介绍。他们主动认识这些来自不同班级的陌生朋友。大家的心里都非常明白，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们要去遥远的农村安家落户，在一起劳动，在一起生活。我受“青年点长”责任感地驱使，去主动认识我所带的这些新兵。大家似乎忘记了刚才离开家乡时那种悲痛的心情，互相议论着我们将要安家落户的那个农村是个什么模样。据带队干部讲，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非常贫困，既不通车，也不通电，生活条件特别艰苦，当地农民经常吃不饱肚子。我听到了这个情况之后，心情显得十分沉重。
经过一天的艰难行程，我们的新家到了。当地农民已经做好了迎接知识青年的准备。我们离村口很远，就听见了锣鼓响。当我们走进村子时，全村的老百姓都赶来看热闹。他们挨个仔细打量着我们这些小青年，把我们看得特别不好意思。我们跟随大队干部，走进了生产队的院子。这个生产队的院子很大，旁边是个牛圈。院子北边有几间土房子，土房子的门框和房檐上的秫秸，已经被烟熏得黑黢黢的。这几间土房子给人的感觉，好像已经有许多年的历史了。我走进了土房子，看见屋里只有一铺长条土炕，没有凳子。大队干部让我们盘腿坐在炕上，我们感觉特别不习惯。炕上摆着许多水碗，碗里水的颜色又红又黑。我猜想那些碗里盛的准是红糖水。显然，这些水是当地农民为我们下乡知青准备的。我经过一路的颠簸，确实感到有些口干舌燥。我顺手端起一碗水猛喝了一口。啊！我立刻一皱眉。那碗水的味道又苦又涩，非常难喝。后来我才搞清楚，那是农民为我们这些知青沏的红茶水。因为当地农民绝大多数是蒙古族，有喝红茶的习惯。这个村子的井水含氟量高，碱性大，所以沏出来茶水的味道又苦又涩。
大队干部把我们这些新来的知青，分配到村子里的老乡家里去住。我住的那家房东姓徐，这家人是汉族。在语言交流上，当地农民都会说蒙语和汉语，他们都是蒙汉兼通。只是他们在讲汉语的时候，语音不太纯正。
我们吃完了晚饭，在屋子里点燃了一盏煤油灯。煤油灯上的火苗不大，像个蚕豆在上面不停地上下跳动。煤油灯上一缕黑烟高高地升起来，在整个屋子里扩散着、弥漫着。我们这些来自矿区的知青，原来在家里都是使用电灯照明。我们下乡来到了农村，刚刚看见煤油灯，就觉得非常别扭。一个人挡住煤油灯的光线，整个屋子里一片黑暗。我们早晨起来洗脸时，拿小镜子一照，看见鼻孔里和眼窝里，都被油烟子熏得黑黢黢的。
我们刚刚下乡来到农村这几天，绝大多数知青都感觉到肚子发涨，隐隐作痛。我的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就感觉到肠子拧着劲儿地疼。有许多知青因此吃不下去饭。当地老乡看见新来的知青都病成了这个样子。老乡告诉我说：“你们这些小青年刚来到我们村子可能是不服水土。我们这个村子的水硬，含氟量比较高，有些老百姓都得了重病。”
后来，我了解到，这个村子有一种地方病叫做氟中毒。有许多农民也把这种病叫做“大骨节病”。这种病女性的发病率特别高。病人身上的骨节肿大，常年瘫痪在炕上。疾病导致她们的身体萎缩。然而，当地男人得了这种病，似乎看不出来有什么异常现象，只是满口的牙齿发黄。
有一天傍晚，住在我们隔壁的老乡家打土墙。老乡找我们几个知青去帮忙。到了后半夜，我们干完了活，老乡非常热情地请我们进屋里吃饭。我们坐在炕上吃着饭，饭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那盏煤油灯的光线特别暗。我突然听见了一个女人说话的声音。这个声音显得很微弱。她颤颤巍巍地说：“小伙子，你们能来到我家帮助干活就不是外人，可千万不要外道（客气）。你们别管我家做的饭菜好赖，一定要吃饱了。在我们农村干打土墙这个活可累啦！”
我顺着说话的声音望去，只见在炕里的角落躺着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的身上盖着一条破棉被。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看不清楚她的面部表情。后来我才听说，这家的女人患大骨节病已经有十多年了。我看她躺在炕上，她的身躯很短，好像萎缩成了半截人。但是，她跟我说起话来条理还很清晰。
通过短短几天的农村生活，使我们这些下乡知青深深地感受到：要想在这个村子里长期生活下去，闯过的第一道关口，就是必须尽快地适应这里的艰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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