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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精英张维迎几乎是一个符号，也就是老愤青鲁迅所说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不过我还是认为广大不明真相的民众误解了张维迎的言论，张维迎满腹经纶，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抱负，又深得西方思想和文化的熏陶，因此以张维迎的高雅品位和素质，他当然不可能“凡是人民反对的张维迎全都赞成”，人家没这么龌龊。公平地说，张维迎和那些胸怀“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传统知识精英一样，他在为中国寻找出路，桥梁都被捣鼓成豆腐渣质量了，只好摸着河底的石头，摸错了就当是交了学费，人无完人嘛。张维迎思想的核心是“先经济自由化，再政治民主化。我们真正面临的挑战，我们如何在政治民主化当中保持精英控制。如何和精英统治，和民主化结合起来，这是我们面临最大的挑战”（网易专栏语）。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这两者谁先谁后为好，或者同时并进为好，我不想讨论之，现实是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经济自由化，不知道张维迎所说的后者该如何谈起。而张维迎真正的狐狸尾巴在于“如何在政治民主化当中保持精英控制”。不言而喻，张维迎自己当然属于他所称的精英，这个国家要由精英来统治，即使在民主化之后。这是千百年来知识精英们一直追求并不惜身家性命去维护的目标，精英永远是牧羊人，民众永远是羊，现在天天灌输的“民众素质低”理论决不是当今的发明创造，当然，每当对外需要时，这句话就会立即变成“中国人民是不可侮辱的”了。这种维护精英利益的极端情节千百年来被深深的灌输于广大知识精英的脑海里，知识精英们理想的最终目的实则是光宗耀祖，自然他们的终极志向就是升官发财，就是要拥有无限权力并能够为所欲为，能够任意驱使羊群，这种价值观和追求与其知识文化的结构和多少并无关系，即使这个国家拥有无数的学士硕士博士头衔和留洋高素质人才，在民族性的威力面前，知识结构的威力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自古以来中国任意一个地方官员都可以毁灭一方，当然也可以造福一方，在人欲的驱动下毁灭自然远远多于造福，这种无限权力自古就有，所谓“灭门的县太爷”，所以今天县委书记们的无限威力也不是当今的创造，只是古代对私有产权还有相当程度的认可，县太爷尚且可以灭门，今日只有权力通吃一切制，简直是灭绝一方。中国的衙门自古以来都有包二奶文化，司法部门包养黑社会，质检工商包养假冒伪劣，税务包养偷税漏税等等，包养的目的就是为了展现自己的权力进而获取最大利益，上帝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为了实现精英统治，知识精英们前赴后继，每当一个政权粉墨登场时他们必定蜂拥而上，即使遇上张献忠这样的人兽，即使面对朱元璋这样的阴戾君王，知识精英们从来不曾畏惧过，因为他们确信无论怎样的君王和政权都需要牧羊人，天下不论如何变化，精英的统治总是不会变的。当那些民主人士感慨“蒋的统治是民主多少的问题，*的统治是民主有无的问题”后，照样一头扑进后者的怀抱，某名人因为没有获得理想中的位置而大为不满，这些人很可爱，人家是革命团体，是要实践其革命理想的，又如何能把权位交给外人呢？而且现代社会早已不是古代中国读两本书吟两首诗就可以做官治国了，现代民主社会里除了少数行政长官是选举产生的以外，多数公职人员都是专业人员，非民主社会里如果其统治还算有效的话，也是提拔专业人员担任行政官员的，那么某名人之流心中的民主究竟是怎样的民主呢？民主人士被指派以高官厚禄和所谓的保证劝诱胡适投向光明时，胡适丢下一句“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有面包又有自由”后飘然而去，身后留下的是一片哀鸣，直至今天。这些民主人士只要面包不要自由，又如何自诩民主人士呢？这些民主人士虽然深得西方思想文化的熏陶，但是他们本质上还是传统士大夫，要权要钱要位子而已。知识精英往往将中国的问题归罪于顶层以及民众的无知，他们不愿承认这样一个现实：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社会里知识阶层的状态，因为国家和社会运转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者还是知识精英，社会文化和教育的状态更加决定于精英阶层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其精神状态，并决定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明朝算得上是中国最灰暗的朝代，普遍认为其原因来自于创建者朱元璋的阴戾，实际上明朝问题的根本原因还不如说来自于明朝知识精英阶层的阴戾、虚伪和精神扭曲，明朝精英阶层一方面标榜完全不能实行的极高的仁义道德和清廉的品德要求，一方面是现实中士大夫们极度的贪婪腐败和虚伪，犹如今天一方面是虚无缥缈而惯性的虚假宣传，一方面是全方位整体而制度性的腐败局面。明仁宗和宣宗慈善仁厚且勤政有为，为明朝士大夫们所称颂，然而仁宣二帝稍有娱乐即被士大夫们指责为纵情声色，宣宗与士大夫的冲突势成水火，仁宗即位时间极短，宣宗的寿命也不长，可想而知仁宗和宣宗如果长寿的话，在其与士大夫之间长期冲突之后其性情和名声将会变成怎样；荒唐皇帝的模范代表武宗朱厚照从一开始就无法生活在明朝的秩序中，早亡的朱厚照豁达宽容，具备中国皇帝极少有的活力，如果他生活在西方或者汉唐时代可能会是一个合格的君王；嘉靖和万历属于明朝最怠政的两个皇帝，他们之所以获得如此下场不如说更大的原因是因为两人的寿命太长，这两人在早期都属于干练有为的君主，其后在与士大夫之间的冲突中两人形象越发邪恶，也就是说任何长寿的人在明朝都不可能成为好皇帝，除非皇帝们都像海瑞那样，海瑞也许是唯一达到明朝知识精英阶层要求的人，然而整个大明朝自视伟岸正义的精英阶层也就出了一个海瑞，而海瑞的生活肯定比明朝的普通农民好得多，至少海瑞还能娶几个老婆，但是对明朝精英阶层来说海瑞的生活已经艰苦到完全不能忍受了，海瑞也完全不被明朝精英阶层所接受，更被精英阶层构陷极大的罪名；对道德要求极高而且以敢言著称的明朝精英阶层面对明朝极度贪腐的局面，却从来没有提出过系统而公开的批判和揭露。皇朝制度本身的缺陷，知识精英集团的虚伪、阴戾和精神世界的极度扭曲决定了明朝注定阴暗并崩溃，这样扭曲的知识阶层会导致怎样的社会现状可想而知，这样的知识精英群体也延续到以后的中国历史中。
　　
　　近些年来掀起了对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批判，批判者认为历史上很多农民起义造就更坏的朝代或更大的破坏后果。对农民起义的这种评论完全是政治饶舌，农民抗争是一种绝望的铤而走险，除了少数亡命之徒外，人不走上绝路不可能走这条路，而大多数民众即使走上绝路也不会铤而走险，农民因为社会腐败和黑暗到极点已经完全不能生存，他们除了铤而走险又能如何呢？对于农民来说他们的抗争和进步落后与否是完全不相干的事情。现代社会整体而制度性腐败堕落和专横到空前绝后，且像细菌一样快速繁殖而恶化，今天有极高的生产力可以避免人相食，在古代社会那种低下的生产力下，农民除了铤而走险外根本不可能有其它活路，而中国社会运行至现在也完全不能改变这个历史规律，甚至于越发恶化，那只能说这个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有着本质性的问题，根本原因是精英阶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极度腐败和堕落，精英阶层不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却在受害者身上寻找借口，可谓无耻。
　　
　　
　　
　　今天张维迎的这个精英社会里，磐石般的顶级阶层是这片严重沙漠化的牧场主人而控制着一切，张维迎们作为被雇佣的牧羊人承担着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角色，并可能被晋升至顶层群体，虽然他们获得过完整而良好的现代教育，却为了博得牧场主人的欣赏而争相表现得更加保守、反动和极度无耻，从这方面来说今天的知识精英完全不如明清时代那些残缺的知识精英，明清时期那些精英即使是混蛋，至少还有他们的某些坚持和混蛋理念，而今天只剩下利益投机；明清虽然灰暗，奸臣横行，但是好官也不少，双方的斗争轰轰烈烈，而现代精英群体却是一团和气，根本找不到更容不下一个好官。张维迎们为牧场主人制定出各种匪夷所思阻挡光明的政策，不断天才般的创造出电动自行车比汽车污染大、上访者都是精神病、越是去美国考察越是发觉美国日益衰落等等频繁刷新人类无耻极限的理论，这块土地从来不缺乏诸如当代大文豪余秋雨、诗坛巨子王兆山、超级爱国者俞权域等等这样的知识精英。这种社会现状千百年来越发传承和强化，也许这是当今大力宣扬孔子的原因，拿死人忽悠活人也算是一个传统，只怕孔子并非自愿，关孔子什么事？
　　
　　
　　
　　西方人总是幻想通过与中国精英之间的交流来取得共识，西方人永远也不会明白，中国的精英对这个世界其实是非常的了解，但是他们永远都会用耍流氓的方式与外界交流，这是中国精英们的价值观和利益所决定的。如精英们义正词严的驳斥中国每年有6万亿灰色收入这个谣言，而中国每年的灰色收入又何止6万亿元？说有10万亿元一点也不夸张，加上无数蝗虫般的政府机构每年纸醉金迷吃喝玩乐狂嫖滥赌挥霍掉数万亿元，也就是说，十亿中国老百姓每年每人要掏出一万几千元以供大小精英们能够过上赶美超英的荒淫生活方式，这就是中国拥有那么巨量的财富而中国老百姓却从生到死挣扎在被奴役路上的原因，这样的结论很多人会完全不相信，其实论证这个很简单，计算一下中国的国民收入总量和社会合法工资总量之间的差值就明白了。中国的精英个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不是毕业于清华北大就是牛津哈佛，可是对外交流只会两句话“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对内统治也是只会两句话“不明真相的群众”“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为什么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是和中国官员讲道理？因为中国官员是中国精英。
　　
　　
　　
　　不过从当今社会层出不穷的烦躁事件来看，张维迎的这个精英社会似乎是以狗来划分的，如果某个国人吃狗肉，那他是底层人士；如果他哭爹喊娘的呵护狗狗，那他就是小资；如果他让民众为他的狗狗下跪，那他就是这块土地上独有的彪悍的中间阶层；如果在他的眼里芸芸众生只不过是连狗狗都不如的牲口，那他就是上层人士。
　　
　　
　　
　　我是一个吃狗肉的人，现实中我也是一个底层人，张维迎应该不吃狗肉，以张维迎的高素质，他也不屑让我给他家的狗狗下跪，不过以精英们的价值观来说，民众可能连给他们狗狗下跪的资格都没有。我并不情愿但必须正视现实地说，我并不反对以狗来划分社会阶层，如果那些称狗为“狗狗”的人真得像对待他们的狗狗那样富有爱心和童心的话，毕竟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对平等的事情，可惜完全不是这样。如前所述，我是一个吃狗肉的人，但是我绝对不会把小狗狗或者小猫猫一脚踩死，假如我是一个低级的牧羊人，比如是一个警察什么的，我完全可以保证我绝对不可能把一个人活活打死，但是那些亲昵“狗狗”的人呢？那些让民众为其狗狗下跪的精英们呢？他们在亲昵的呼唤狗狗时可以三拳两脚将一个活生生的人打死，这是多么大的讽刺！想想那些革命老前辈，他们承受了如狼似虎凶恶之极的反动派们的残暴折磨，不也挺过来了？并且长命百岁，难道万恶的反动派们的手段还不如那些嗲声嗲气的人毒辣吗？
　　
　　
　　
　　说这些有些跑题，我只是想告诉张维迎，他所倡导的这个狗日的精英社会不靠谱不稳定不和睦，这个精英阶层从公然有组织贩卖人口和人体组织、掠人为奴到大规模掠夺民财，这些完全超越底线的丧尽天良的行为即使在王朝崩溃的末期也是完全不能容忍的，甚至是被公认为现代社会最兽性的海地杜瓦利埃家族也干不出来的事情，然而在张维迎们的精英社会里这些已经成为常态，精英们既不以为意更不见有任何哪怕是走过场式的谴责，从现实来看，知识精英对过去诸如夹边沟痛苦经历的纪念根本就是在向主人撒娇。
　　
　　
　　
　　2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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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精英张维迎几乎是一个符号，也就是老愤青鲁迅所说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不过我还是认为广大不明真相的民众误解了张维迎的言论，张维迎满腹经纶，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抱负，又深得西方思想和文化的熏陶，因此以张维迎的高雅品位和素质，他当然不可能“凡是人民反对的张维迎全都赞成”，人家没这么龌龊。公平地说，张维迎和那些胸怀“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传统知识精英一样，他在为中国寻找出路，桥梁都被捣鼓成豆腐渣质量了，只好摸着河底的石头，摸错了就当是交了学费，人无完人嘛。张维迎思想的核心是“先经济自由化，再政治民主化。我们真正面临的挑战，我们如何在政治民主化当中保持精英控制。如何和精英统治，和民主化结合起来，这是我们面临最大的挑战”（网易专栏语）。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这两者谁先谁后为好，或者同时并进为好，我不想讨论之，现实是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经济自由化，不知道张维迎所说的后者该如何谈起。而张维迎真正的狐狸尾巴在于“如何在政治民主化当中保持精英控制”。不言而喻，张维迎自己当然属于他所称的精英，这个国家要由精英来统治，即使在民主化之后。这是千百年来知识精英们一直追求并不惜身家性命去维护的目标，精英永远是牧羊人，民众永远是羊，现在天天灌输的“民众素质低”理论决不是当今的发明创造，当然，每当对外需要时，这句话就会立即变成“中国人民是不可侮辱的”了。这种维护精英利益的极端情节千百年来被深深的灌输于广大知识精英的脑海里，知识精英们理想的最终目的实则是光宗耀祖，自然他们的终极志向就是升官发财，就是要拥有无限权力并能够为所欲为，能够任意驱使羊群，这种价值观和追求与其知识文化的结构和多少并无关系，即使这个国家拥有无数的学士硕士博士头衔和留洋高素质人才，在民族性的威力面前，知识结构的威力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自古以来中国任意一个地方官员都可以毁灭一方，当然也可以造福一方，在人欲的驱动下毁灭自然远远多于造福，这种无限权力自古就有，所谓“灭门的县太爷”，所以今天县委书记们的无限威力也不是当今的创造，只是古代对私有产权还有相当程度的认可，县太爷尚且可以灭门，今日只有权力通吃一切制，简直是灭绝一方。中国的衙门自古以来都有包二奶文化，司法部门包养黑社会，质检工商包养假冒伪劣，税务包养偷税漏税等等，包养的目的就是为了展现自己的权力进而获取最大利益，上帝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为了实现精英统治，知识精英们前赴后继，每当一个政权粉墨登场时他们必定蜂拥而上，即使遇上张献忠这样的人兽，即使面对朱元璋这样的阴戾君王，知识精英们从来不曾畏惧过，因为他们确信无论怎样的君王和政权都需要牧羊人，天下不论如何变化，精英的统治总是不会变的。当那些民主人士感慨“蒋的统治是民主多少的问题，*的统治是民主有无的问题”后，照样一头扑进后者的怀抱，某名人因为没有获得理想中的位置而大为不满，这些人很可爱，人家是革命团体，是要实践其革命理想的，又如何能把权位交给外人呢？而且现代社会早已不是古代中国读两本书吟两首诗就可以做官治国了，现代民主社会里除了少数行政长官是选举产生的以外，多数公职人员都是专业人员，非民主社会里如果其统治还算有效的话，也是提拔专业人员担任行政官员的，那么某名人之流心中的民主究竟是怎样的民主呢？民主人士被指派以高官厚禄和所谓的保证劝诱胡适投向光明时，胡适丢下一句“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有面包又有自由”后飘然而去，身后留下的是一片哀鸣，直至今天。这些民主人士只要面包不要自由，又如何自诩民主人士呢？这些民主人士虽然深得西方思想文化的熏陶，但是他们本质上还是传统士大夫，要权要钱要位子而已。知识精英往往将中国的问题归罪于顶层以及民众的无知，他们不愿承认这样一个现实：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社会里知识阶层的状态，因为国家和社会运转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者还是知识精英，社会文化和教育的状态更加决定于精英阶层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其精神状态，并决定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明朝算得上是中国最灰暗的朝代，普遍认为其原因来自于创建者朱元璋的阴戾，实际上明朝问题的根本原因还不如说来自于明朝知识精英阶层的阴戾、虚伪和精神扭曲，明朝精英阶层一方面标榜完全不能实行的极高的仁义道德和清廉的品德要求，一方面是现实中士大夫们极度的贪婪腐败和虚伪，犹如今天一方面是虚无缥缈而惯性的虚假宣传，一方面是全方位整体而制度性的腐败局面。明仁宗和宣宗慈善仁厚且勤政有为，为明朝士大夫们所称颂，然而仁宣二帝稍有娱乐即被士大夫们指责为纵情声色，宣宗与士大夫的冲突势成水火，仁宗即位时间极短，宣宗的寿命也不长，可想而知仁宗和宣宗如果长寿的话，在其与士大夫之间长期冲突之后其性情和名声将会变成怎样；荒唐皇帝的模范代表武宗朱厚照从一开始就无法生活在明朝的秩序中，早亡的朱厚照豁达宽容，具备中国皇帝极少有的活力，如果他生活在西方或者汉唐时代可能会是一个合格的君王；嘉靖和万历属于明朝最怠政的两个皇帝，他们之所以获得如此下场不如说更大的原因是因为两人的寿命太长，这两人在早期都属于干练有为的君主，其后在与士大夫之间的冲突中两人形象越发邪恶，也就是说任何长寿的人在明朝都不可能成为好皇帝，除非皇帝们都像海瑞那样，海瑞也许是唯一达到明朝知识精英阶层要求的人，然而整个大明朝自视伟岸正义的精英阶层也就出了一个海瑞，而海瑞的生活肯定比明朝的普通农民好得多，至少海瑞还能娶几个老婆，但是对明朝精英阶层来说海瑞的生活已经艰苦到完全不能忍受了，海瑞也完全不被明朝精英阶层所接受，更被精英阶层构陷极大的罪名；对道德要求极高而且以敢言著称的明朝精英阶层面对明朝极度贪腐的局面，却从来没有提出过系统而公开的批判和揭露。皇朝制度本身的缺陷，知识精英集团的虚伪、阴戾和精神世界的极度扭曲决定了明朝注定阴暗并崩溃，这样扭曲的知识阶层会导致怎样的社会现状可想而知，这样的知识精英群体也延续到以后的中国历史中。
　　
　　近些年来掀起了对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批判，批判者认为历史上很多农民起义造就更坏的朝代或更大的破坏后果。对农民起义的这种评论完全是政治饶舌，农民抗争是一种绝望的铤而走险，除了少数亡命之徒外，人不走上绝路不可能走这条路，而大多数民众即使走上绝路也不会铤而走险，农民因为社会腐败和黑暗到极点已经完全不能生存，他们除了铤而走险又能如何呢？对于农民来说他们的抗争和进步落后与否是完全不相干的事情。现代社会整体而制度性腐败堕落和专横到空前绝后，且像细菌一样快速繁殖而恶化，今天有极高的生产力可以避免人相食，在古代社会那种低下的生产力下，农民除了铤而走险外根本不可能有其它活路，而中国社会运行至现在也完全不能改变这个历史规律，甚至于越发恶化，那只能说这个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有着本质性的问题，根本原因是精英阶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极度腐败和堕落，精英阶层不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却在受害者身上寻找借口，可谓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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